藏趣园

藏趣园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6):困扰哥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admin 267 245

经过梳理,我认为目前困扰哥窑研究的问题有六个,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哥窑研究就无法解套,形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死结”。

问题一:“传世哥窑”认定不清、称谓不妥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对参展瓷器进行挑选与再鉴定,并将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教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元代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乾隆和乾隆御制诗的影响。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分类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影响已经造成。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虽进行过一些重新认定,更正过一些错误,但由于某种原因,更正仍不彻底。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目前藏品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瓷器,明显仅属于一个大类,其中的一些器物可能存在不同窑口、不同时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明显属于仿品。拿这么一篮子的“传世哥窑”大杂烩中的一件瓷器或瓷片,去检测胎釉成分、比对产地窑址,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甚至牛头难对马嘴的问题,十分不利于历史真相的探寻。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六康熙60大寿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等十五人恭进哥窑二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七康熙60大寿礼部6人恭进哥窑二

清代文献中时有各地大臣给乾隆等皇帝敬奉哥窑等瓷器的记载,这些有可能当初就是“出土”而非传世的。所以,有必要对所谓“传世哥窑”瓷器重新进行甄别、归类,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减少争论、聚力探索。

问题二:“哥窑”之“哥”是地名的简称,非兄弟之“哥”

这个问题已在前文讲清楚。根据孔齐、曹昭等最早的文献记载分析,“哥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自元代中晚期已经存在,这是明确而无歧义的,应该予以认定。至于几百年后对应哥窑再出来个“弟窑”,纯属传说演绎而来。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三:章氏传说的由来及危害

民间传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为树立英雄人物、提升名望、鼓舞士气等目标而对人物、事迹、地区、古迹进行编排、演绎和拔高的惯用手法,但传说如果被后人信以为真当成是事实来记载,造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就显得过了。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讲过,关于龙泉窑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的文字记载,目前发现最早见于明朝嘉靖二十三年,结合陆容的文章,说明该传说的产生发生在明弘治七年(1494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之间。那么,这段时间明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的发生?这还得从明朝的政治社会环境说起。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盘高2.3、口径15、足径10cm1977年安徽省安庆市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朝是明代很重要的一朝,尽管嘉靖皇帝—朱厚熜不爱上朝,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嘉靖前期的励精图治,这段时间明朝的经济文化都发展不错。嘉靖朝出过不少名人,如王阳明、唐伯虎、徐霞客、李时珍、海瑞、戚继光、王世贞(据考证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等。嘉靖皇帝刚即位不久,就遇到一个著名的“大礼之议”事件。原来,嘉靖帝是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帝无后,突然驾崩后,按照兄弟第及的方式,没有亲兄弟就轮到堂兄弟,就这样15岁的朱厚熜被朝廷从荆州接到北京,稀里糊涂当上了皇帝。按照当时的大礼,嘉靖必须认自己的大伯、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否则继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但小小年纪的嘉靖帝很有头脑,坚决不同意,一些大臣就开始变本加厉给嘉靖施压,为此爆发嘉靖和那些大臣的矛盾长达三年之久,最后以嘉靖帝怒杀了几百人才得以平息。这件事给他的影响很大。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嘉靖帝特别注意宣传明朝祖先和一些历史上的贤臣,其中吹捧明太祖朱元璋的书籍——《龙兴慈记》就是这个时期刊刻的。在贤臣中,曾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开国元勋、号称“浙西四先生”之一的章溢(另外三位是刘伯温、宋濂、叶琛),成为嘉靖朝讴歌的对象。章溢,龙泉人,曾治理处州、龙泉多年,颇有方略、深得民心,还特别有孝心,去世时朱元璋曾亲自写祭文并上门祭奠。嘉靖帝特别赞赏章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父亲的受藩之地——湖北钟祥,当年亦受到过章溢的治理而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后来,嘉靖谥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同时在钟祥大兴土木,为自己父亲修建著名的显陵,其建设期竟然长达46年!最关键的,章圣皇太后的封号中,也有一个“章”字。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十六《章溢传》

民间就是这样,喜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你看朝廷讴歌章溢、皇太后封号也带“章”,偏偏凑巧的是,听说杭州凤凰山那个著名的哥哥洞窑,也是章姓人士开办的(修内司官窑元代层考古发现带章字铭文的窑具),这户章姓人家早年也是来自龙泉!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连串的巧合推高了民间、特别是瓷器收藏界人士的肾上腺素。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哥窑角度看,作为元代才开始创烧的哥窑,在整个元代都没什么起色,现在到了明代,在急于找到历史渊源、提升产品声誉的动力作用下,如果和章姓、古老的龙泉窑联系起来,将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噱头!于是,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宋时的传说故事开始成型。传说故事经过不断演绎和传颂,温州、处州人把章溢看成章氏兄弟后裔、把龙泉窑称为“章窑”就显得很顺理成章。这可能就是章氏传说的由来。

章氏传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哥窑”的认定。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乃至现代的文献中,很多人(除王士性、高濂等人外)明显已经把龙泉黑青瓷当成正统的哥窑瓷了,将历史记载都带上歧途!

问题四:弟窑存在吗?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弟窑”。”哥窑“的”哥“指地名,自然不会有对应的弟窑。龙泉窑就是龙泉窑,琉田窑就是琉田窑,白胎青瓷就是白胎青瓷,历史上不曾有过事实的弟窑之名。弟窑之名,是因传说故事演绎而来,演绎故事的主推人群,应该是瓷器收藏家人群,后经一些文人写入书籍、文献而流转下来,现实中没有存在过弟窑。仅此而已。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五:龙泉哥窑存在吗?

龙泉也不存在什么“哥窑”,哥窑指的是窑址的地名,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该地点在杭州凤凰山。龙泉黑胎青瓷就是黑胎青瓷,不是什么龙泉哥窑,更不是什么龙泉仿官窑,详情请看下条。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六: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官窑吗?

龙泉黑胎青瓷不是仿南宋官窑,而“传世哥窑”典型器是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很多专家、学者比对黑胎青瓷的造型,十分肯定地做出”仿官窑“的判断。其实,龙泉黑胎青瓷不仅不是仿官窑,其烧造历史比南宋官窑还要早。这个问题我在前文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一文都有过讲述。历史上,从南宋朝廷南渡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修内司官窑设立之前,朝廷都非常重视祭祀天地大礼,祭祀所需的大量陶瓷礼器(祭器),是由朝廷按照《宣和博古图》规定的样式、形制和尺寸,通过两浙东路或临安府将烧造任务下派到所属到临安、余姚、上虞、龙泉等各地瓷窑,由各瓷窑按时组织烧制并上解到朝廷的,龙泉窑此时已经开始烧制黑胎青瓷。龙泉窑这个时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烧造水平要高于其他窑,理所当然承担礼器烧造任务最多、最重。想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黑胎青瓷为什么和南宋官窑瓷器那么像!

那么,为什么必须是黑胎呢?这是祭祀场合的特殊要求,也是《宣和博古图》的规定,必须肃穆、庄重。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约就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宋高宗赵构听王晋锡等人说,这些各地瓷窑烧制的祭器一大部分不合格,因此决定在修内司设窑烧制祭器——这就是修内司官窑诞生的原因。即使后来官府停止从龙泉订购黑胎青瓷祭器,龙泉原来烧过祭器的窑口并没有停止烧造的迹象,一直持续到明代。这已经从后来考古发掘得到证实。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修内司官窑大约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设立。大家想想,朝廷设立官窑,技术工匠和窑工从何而来?当然还得从各地的瓷窑、尤其水平比较高的瓷窑里抽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如日中天、正在快速增长的龙泉大窑,或推荐或选拔,一定向修内司官窑输送过不少手艺精湛的工匠!集天下英才的修内司窑不辱使命,完成了每年朝廷所需的祭器生产任务。但因祭器总需求并不大,而且呈一定的季节性,时忙时闲,闲时修内司官窑也生产燕器。但郊坛下官窑不同,烧制朝廷祭器礼器的任务并不多,主要以生产燕器为主,郊坛下官窑的状况也反映朝廷此时对祭祀天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为什么尽管龙泉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胎釉成分不甚一致,但他们的器型、规制、工艺却非常一致?他们有互相仿制吗?其实这并不是谁仿谁的问题,而是他们都是按照朝廷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在统一规制之下的产品,自然看起来很相似。而且,在龙泉窑制造过黑胎青瓷祭器的工匠或他们的徒弟、后代,很可能也参与过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烧制。后来,这种烧制工艺一直延续到元朝的著名民窑——哥哥洞窑(即哥窑)。而哥窑从创始就直接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烧制出“传世哥窑”瓷器。这么梳理下来,应该容易理解了吧?

拨开迷雾显真容——并不复杂的哥窑、弟窑、龙泉窑之间关系

写到这里,所有的“死结”似乎都已解开,下面我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三者的关系重新厘清一下,以展现清晰的脉络:

在五代后期、北宋前期,龙泉窑参与过越王钱氏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秘色瓷”制造,因而获得发展(庄绰著《鸡肋编》卷上,官府定购,依然属于民窑性质)。在北宋时期,随着越窑衰落,龙泉窑兴起,窑系扩大,此时开始向海外出口龙泉青瓷(周密著《云烟过眼录》卷四)。

明龙泉窑青釉刻花葡萄纹大盘高7.5、口径50.6、足径33.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达,龙泉窑获得巨大发展,因朝廷贸易政策影响(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出口量剧增,龙泉窑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窑区发展到周边好几个县,窑场几百个,其中大窑是核心窑区(龙泉窑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几百个窑场当中,存在几个章姓窑场主也不足为怪,技术最精湛的窑场是章姓窑场也是可能的。

哥窑五足洗上海博物馆藏

其中,在南宋前期发生一件事,对作为民窑的龙泉窑影响深远,那就是在绍兴元年(1131年)前后,两浙东路根据朝廷要求,给龙泉窑(大窑)下达祭祀礼器订单,龙泉窑从此增加一项为朝廷生产礼器的任务(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五十九)。这对一个庞大的民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到底哪一个窑场来具体承担这项殊荣呢?当然是当时水平最高、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窑场,譬如大窑吧。大窑当然不敢怠慢,按照朝廷下发的图谱、尺寸、颜色精心组织生产。生产礼器(祭祀)和生活用的燕器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祭器重外形不重胎质,形制、尺寸要求特别严格,所以一般要“澄泥为范”,用模子来使器物成型,颜色一般要求深色,以满足祭祀中庄重仪式需要,至于胎土质量如何不是重点,这一特色在龙泉窑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器物中均有体现。大窑在为朝廷生产祭器过程中获得很大技术提高和社会声誉提升,已经形成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风格,即使后来朝廷不再定购祭器,大窑的黑胎青瓷风格依然得以继续延续下来,并向周围窑口扩散。可想而知,这种具有浓郁的皇家庄严肃穆风格的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黑胎青瓷器就是这么诞生了。黑胎青瓷进入市场即受到收藏人士的热捧,其他瓷窑争相仿制是自然的。既然黑胎青瓷有这种器型,那么白胎青瓷呢,当然也可以按照礼器(祭器)的形制来生产!于是,白胎青瓷很快也有了这种造型古朴的器型。礼器型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的出现,把龙泉窑的声望推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颠峰。从窑址发掘来看,龙泉窑礼器型瓷器生产从南宋到明朝末年一直持续地进行,即使朝廷不再从龙泉窑订购礼器。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古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礼器局负责祭器制造

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南宋朝廷因祭器不合古制而设立“礼器局”,并在修内司设立官窑烧造礼器(祭器)——南宋修内司官窑诞生。因在大内墙外设窑,其规模必然不大。朝廷设立修内司官窑,其主要技术工匠和窑工,必然还是从当前主要窑口中挑选,其中龙泉窑一定首当其冲。要说修内司官窑与龙泉窑有什么联系的话,可能使用过龙泉窑的工匠。在绍兴16年(1146年)之后,修内司官窑由于祭器生产任务不重,闲时开始生产燕器(即生活用器具)。

哥窑葵口盘上海博物馆藏

自宋高宗之后,从宋孝宗开始,朝廷对祭祀变得越来越不重视,祭祀的次数和规模在逐步减少,宋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宋宁宗嘉泰年间朝廷祭祀活动已经近乎停止,作为以祭器生产为主业的修内司官窑,主业已接近荒废,主要以生产生活用器(燕器)为主,已经本末倒置,这也就预示着对朝廷来说,修内司内窑已显得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朝廷下设的官窑,依然有生产日用瓷器的任务,经济意义不可或缺。还有,在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皇城发生过几起大的火灾,造成极其惨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连修内司都完全烧毁。这样,在重建百官衙署时,朝廷肯定会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修内司官窑迁移到城外显得十分必要——郊坛下官窑就这样诞生了。郊坛一带位于凤凰山西南,离皇城大内较远,同时郊坛周围又有一个民窑作为基础,是比较理想的迁徙地点,因此官窑迁徙到此也顺理成章。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郊坛下官窑现场考古发掘结果看,郊坛下官窑很少发现有生产礼器(祭器)的痕迹,其产品以造型古朴的陈设用瓷和生活用瓷为主,器型风格亦与龙泉黑胎青瓷相似。郊坛下官窑的生产一直持续到南宋结束。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南宋随即灭亡。临安皇城被归入元朝版图之后,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也寿终正寝。自绍兴十三年(1143年)左右修内司内窑设立开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坛下官窑设立,再到南宋灭亡止,南宋官窑存续时间约为130年。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场考古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窑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续生产痕迹,不过这时已属民窑性质,不能称之为官窑。其中,修内司内窑所在地在元朝时开始生产“哥窑”或“哥哥洞窑”瓷器——哥窑从此诞生。

1996年发现并对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遗址根据不同时期地层共分4层:第一层是最早期的最底层,其遗存物比较杂乱,预示在北宋时期此地是一个人们生活过的地方。第二层发现多处瓷片坑,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经碎瓷片复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盘、杯、碟、洗、盏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礼器,礼器、祭器所占比例相当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钉烧法,相当讲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为主,淡雅光洁,温润如玉,布满开片,其中大开片多为长条状。这层还出土了多种窑具。这分明就是一处既生产祭器、又生产燕器的南宋小型窑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鼎式炉,高13、口径15、腹径15.6cm。灰黑胎较薄,施粉青釉,滋润如玉

第三层出土的瓷片较少,经复原器物有碗、盘、套盒、洗、瓶、尊式炉、花盆等日常用器,总体数量不大。与第二层比,礼器有但数量变得很少,做工略显粗糙,多用垫圈支烧,少量高档器仍用裹足支钉法,釉色、器物造型与第二层很接近。据分析,此层仍应为南宋层,似乎是郊坛下建立新窑前后,此处烧造留下的遗迹,只不过规模减小、技术降低。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觚,高25、口径15.3、底径9.7cm。胎骨灰黑,外壁釉面有黄斑和细碎纹,内壁釉色均匀

第四层离地面最近,多处被葬坟挖墓破坏,比较混乱。该地层中出土多件带八思巴文“章记”或“张记”的窑具垫饼,可以确认是该时期的生产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使用过的文字,所以第四层的时期可以确定为元代。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八思巴文“章氏”铭支钉直径5.5~6.2cm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经考古发掘发现,第四层是元代在修内司窑窑址之上又重新建立的一座民窑。地层上没有发现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烧制方式和装烧方法较南宋层有所提升。出土器物有碗、盘、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多。胎多为褐色或黑褐色,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较暗淡,以灰青、青泛黄为主,少量黄白,有开片纹,釉层薄但玻璃质感强。以裹足支钉、裹足刮釉法为主。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出土瓷片与部分“传世哥窑"比对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判断这里就是著名的——“哥窑”。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屈卮高3.1、口径8.1、足径3.6cm1977安徽省安庆市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哥窑的设立,不排除是原修内司官窑或郊坛下官窑因战争被毁而导致生活没有着落的窑场管事、技术工匠、窑工所为。因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窑具、支钉多带有八思巴文——“章氏”,判断哥窑窑主可能姓“章”,这也许就是章氏兄弟传说产生的源头。哥窑的生产模式基本沿用南宋官窑,器物形制也都与南宋官窑器物风格一致,一脉相承保持着礼器风范,只是釉色更明亮一些,没有那么肃穆。把哥窑说成是仿官窑,也是十分贴切的。哥窑瓷土矿源也和南宋官窑相同,在杭州凤凰山下(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牋》卷十四“论官哥窑器”:“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此何足贵?惟尚铁足,以他处之土咸不及此。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哥窑生产的陈设用瓷,因制作精良、器形带有浓重的祭器庄重风格而成为精品。因在原修内司窑址上建立的哥窑,其规模必然也不大,器物产量也不会很高。数量少、品质精的哥窑,一时成为民间收藏的宠儿,一器难求。在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这段时间,哥窑的声誉青云直上,很快就盖过龙泉窑以及受过市场热捧的龙泉黑胎青瓷。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双耳三足鼎式炉高17.3、口径13.3、底径9.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哥窑型瓷片(九片)首都博物馆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双耳三足鼎式炉高12.7cm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哥窑作为民窑,能够迅速成名而成为市场的宠儿,“市场营销”是必不可少的。有两大先天因素可以作为哥窑营销的“吸睛点”:一是哥窑可以号称“官窑”再世,因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两者器型几乎一致,投入市场必然会受到热捧;二是设计品牌故事,通俗讲就是寻找历史渊源、编造传说。创始之初,哥窑如果想寻找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南宋修内司官窑因传播范围不广、年代还不是很久远,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历史更悠久、传播最广泛、知名度最大的龙泉窑——于是,章氏兄弟传说就这么产生了。从寻根问祖的角度上看,不排除哥窑窑主、技术工匠、窑工,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祖辈是从龙泉窑过来的,对故土——龙泉窑怀有深厚情感。就这样,在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这段时间,“章氏传说”正式成型并被口口相传,“弟窑”名字正式也进入传播渠道和一些文献。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期龙泉窑正处在快速衰退过程中,传说也许能寄托着人们对龙泉窑往日辉煌的一种惜念之情。

哥窑鱼耳簋式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鱼耳簋式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鱼耳簋式炉高8.4、腹径12.4cm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藏1953年上海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4层——元代层)双耳三足香炉口径8.6cm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在哥窑成名之后,天下不少瓷窑开始“蹭热点”——仿哥窑。事实上,仿哥窑的猛烈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明代初期起仿哥器源源不断出现,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众多窑口都在仿,当然水平最高的还是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特别是明清景德镇官窑,奉旨仿制哥窑器,还真出现过不少精品。社会上不少仿哥窑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其中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哥窑”类瓷器中,就有不少是仿哥窑作品。其实,从技术上讲,因为哥窑的器型具有标准化的传统,只要掌握胎釉大致成分和开片控制技术,仿哥窑器并不难,这也是仿哥窑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青瓷贯耳瓶高12.4cm1953年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高11.5、口径2.5、足径4.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贯耳瓶高11.8cm2012年浙江省长兴县明代墓葬出土

再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青瓷名窑,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民窑。龙泉窑系主要以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为主打产品,白胎青瓷占大多数。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龙泉哥窑”,龙泉黑胎青瓷既不是什么“龙泉哥窑”,也不是龙泉仿官窑,“龙泉哥窑”一词是现代人杜撰的一个错误归类。“弟窑”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龙泉白胎青瓷不是什么“弟窑”,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弟窑”。章氏传说产生时,龙泉窑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近300年。章氏传说已经对历史记载产生误导,“龙泉地区有哥窑”一说完全是被传说误导产生的误判。龙泉黑胎青瓷比南宋官窑、哥窑都要早,他们三者只是形态相似而已。

哥窑与龙泉窑,可能存在着人文纽带关系,比如哥窑的窑场管事、技术工匠、窑工,或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可能有的来自龙泉窑。其他应该并无直接关系。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5):现代研究者关于哥窑的争论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4):龙泉窑、哥窑、弟窑称谓的由来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3):龙泉窑的考古发掘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2):明末清初,一代名窑龙泉窑彻底陨落

被传说带偏的青瓷名窑(1):哥窑、弟窑、龙泉窑为什么复杂?